他很普通。出身农村的他，从小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所接触的人，大多是一天为了三餐生计而奔波的农村穷苦百姓；名人和伟人，对他而言，“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甚至考大学，也只是为了“脱离比较艰苦的农村环境”而已；直到现在，他那一辈子身在农村的父母，也不知道“院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是知晓这是一件好事，当有记者采访、有朋友向二老提及此事时，他们只会微笑，“什么也说不上来”。

        他很低调。年轻时插过秧苗，割过麦子，做过挑河工，干过民办教师的他，采访结束后特意强调，“千万不要把我写得从小就有远大志向、聪明过人、高人一等，我就是个普通人，只是机遇赶上了，成为了院士而已。”

         他还很儒雅。高大清瘦、棱角分明的他，说话柔声柔气，尽管很忙，但每发一条短信给他，他都亲自回复。 

        他是2013年新晋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2014年1月，本刊记者专访了他，走进他与他的成长故事。

 

        江苏出生的农家孩子 

        现年58岁的郭仁忠，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冈镇野陆村，家中兄弟姐妹共5人，他排行老四。

        由于家境贫寒，父母需操持家务及农活，无暇照顾孩子们，还未满6岁，郭仁忠便被父母送去了学堂念小学。而其弟弟，更是在4岁时便被送入小学。“虽然吃不饱穿不暖，父母也没念过书，但江苏整体风气很好，对教育非常重视”，郭仁忠说，“尽管身处上世纪50年代，却鲜有父母不让孩子念书的。” 

        就这样，郭仁忠踏上了求学之路。但那时，无论对于郭仁忠本人，还是他的父母，都远没有想过，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读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求学，另一方面，只在于找个看管孩子的地方罢了。 

        而教育水平的落后，又让郭仁忠直到念初中时，课程依然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幸运的是，天生聪明的他，记忆力特别好，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40多年后的现在，当郭仁忠评上院士的消息传出后，他当年的中学还找出了他高中毕业时的毕业小结。在这份手写的、极具时代特色的小结上，班主任周斌铨老师给出这样的评价：“该生学习成绩全优，理解问题的能力强，并能发扬互助精神。”郭仁忠说，“当时村里的孩子很多，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这份东西的。”

        1972年，高中毕业的郭仁忠回家务农。“插秧、割麦子、养鸭、挑河工……什么都干过。”次年的1973年，郭仁忠到野陆农业初级中学做民办教师，教语文。那时候，“没有远大志向”的他，甚至决定一辈子做民办教师。

 

 

        高考结缘测绘 

        但郭仁忠毕竟属于“不安分的人”。1977年，当高考制度恢复时，郭仁忠毅然选择了继续进修读大学，只是，他的志向仍然是当老师，认为“老师这个职业挺受人尊敬的”，他的第一志愿报的是江苏师范学院。对于这次高考，郭仁忠心里是“没底”的，“不敢填更好的学校”，因此，除了填报江苏师范学院外，郭仁忠还填了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已并入武汉大学）。

        而那时，郭仁忠对武汉测绘学院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之所以填报这所学校，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课本中的一篇文章――《武汉长江大桥》，让他对1957年10月建成通车的长江第一座桥梁――武汉长江大桥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对武汉比较向往而已。“至于报武汉的哪所学校，则随机填写，并不知道武测是重点院校。”

        问题恰恰在于此。由于武汉测绘学院属重点院校，优先于江苏师范学院录取，而郭仁忠的分数又达到了录取线，因此，他就这样“歪打正着”的被武汉测绘学院地图制图系录取了，从此与测绘结下了不解情缘。

        1978年2月，22岁的郭仁忠背井离乡，只身来到武汉，开启了大学的求学之路。由于属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学生，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从20来岁到30岁，同学之间年龄相差10岁不足为奇，有些同学已经结婚，拖家带口来念书。这些人当中，22岁的郭仁忠年龄并不算大。

        不过，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望――对读书的珍惜和对知识的渴求。

       “我们那时候读书确实是出自自己强烈的愿望”，郭仁忠说。每天早上，他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书拿到图书馆占位置，然后再洗漱、出操、吃早餐。“那时候真有种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的使命，每个人都觉得机会来之不易，应该好好地利用4年时间学到东西。”

        那时候，尽管武汉冬冷夏热的自然环境，导致学生们夏天常常睡不着觉，下午四五点钟就要到宿舍楼上泼冷水，否则夜间房内像烤箱，但学生们仍然起早贪黑、如饥似渴。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学习至宿舍关灯为止，彼时正值著名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之际，“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是这些年轻人共同的心愿。 

         郭仁忠说，相比其他同学，他“并没有特别地勤奋”，不过，“学习成绩却还算可以”，始终名列班级前茅。 

 

        1982年，郭仁忠大学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他选择就读研究生，师从当时的系主任张克权，成为地图制图系仅有的两名硕士学生之一。 

        这让郭仁忠的父亲犯了愁，直说，“不能再读了，家里没钱了”。幸好彼时国家对研究生有补贴，每月工资45元，已几乎持平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才让郭父亲松了口气。

        读研期间，郭仁忠主攻专题地图数学模型方向，系统引进数学方法处理专题地图数据，将专题地图的表示内容从原始地理变量（如人口、降水等）拓展到地理变量的内在信息（如聚类、趋势等），丰富了专题地图的分析手段和表现能力，从而解释更深层次的地理信息规律，为后来的地理空间分析奠定基础。

       1984年，郭仁忠硕士毕业，留校任教。 

       4年后的1988年，郭仁忠前往法国留学，1990年获法国Franche-Comte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1991年继续回武测当老师。 

        农村出生、能吃苦的特性，在这时为他助了一把力。

        刚回国那阵，由于没有计算机，郭仁忠只能借用同事的，两人共享一台计算机，同事白天用，郭仁忠晚上用。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那位同事下班的时候，便是郭仁忠上班的时候，“干到第二天学校大喇叭响了我就回去。” 

        这种天生的聪明和吃苦耐劳的做法，让他很快走在了同龄人的前面。随后的经历，对郭仁忠来说，可谓顺风顺水。这从他的个人简历中可见一斑： 

        1994年，在张祖勋教授（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下，郭仁忠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完成测绘学博士后研究，成为流动站的第一个博士后，而该流动站是国内第一个测绘学博士后研究站。

       1995年，郭仁忠破格晋升教授，同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1996年被评为湖北省中青年专家，同年入选人事部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时任校长、现武汉大学教授宁津生院士说，他在年轻时就非常出类拔萃，受到学校重视，成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

 

        从武汉到深圳，人生的转折点 

        然而，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之际，一些变化却突然来临，郭仁忠不得不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

        早在1993年，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投资3000万元，在全国率先试点土地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那时地理信息技术刚进入我国不久，土地资源管理信息化在全世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在国内更是空白，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吃螃蟹”者深圳市国土局向武汉测绘学院及中国测绘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等单位寻求技术指导。武汉测绘学院方面派出了以边馥苓教授（现任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任组长、郭仁忠任副组长的项目团队前往深圳，参与该项目的相关工作。

        由于经验的缺乏，1995年系统上线后才发现，系统运行效果并不理想，有各种此前并未料想到的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项目，因为一旦失败，将意味着这3000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关键时刻，深圳市国土局再次找到了武汉测绘学院，不过，这次的要求，则不是像此前那样停留在“借一些人过来做项目指导”层面了，他们希望能够直接将郭仁忠“挖”过去。 

        这让郭仁忠犯了愁。 

        一方面，那时年近40岁的郭仁忠，已经在武汉生活了将近20年，孩子、家庭都在武汉，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和根基，按他自己的话说，“人生最美好的几年都在武汉”，此时再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到深圳，并不是易事。

        另一方面，郭仁忠在武汉的发展，亦已上轨道，前途相当光明。此时已经是武汉测绘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郭仁忠，同时是湖北省中青年专家，国家测绘局第一批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他的年少有为的突出表现，也让学校不舍得让他离开。当深圳市国土局将想“挖”走郭的消息告诉时任校长宁津生后，宁给予的回复是“我把这个人借给你3年，行吗？”但这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

        以郭仁忠当时在武汉测绘学院的成绩和地位，即便未来不再晋升，依然完全可以过一种不错的生活。而如果选择到深圳市国土局来收拾这个“摊子”，对他个人来说，是需要承担巨大风险和压力的事情。 

        由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情，郭仁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系统的问题解决好，而如果一旦此事没有做好，则不仅意味着他在深圳的发展将受到限制，还可能毁了此前的半生积淀，从头再来。

         因此，连郭仁忠要好的同学、同事得知此事后，都好心的提醒他“考虑清楚”，“在学校发展挺好的。”

        但勇于挑战的郭仁忠，对能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际应用充满期待和向往。那时国内在GIS研究方面还停留在纯粹的理论研究阶段，没有真正成功的实际应用案例。郭仁忠期望能“做一些实用的东西出来”。

        但这毕竟对于郭仁忠而言，是一次角色的完全转变，从原来的以教学研究为主的角色，到以工程应用为主的研究，这对几乎没从事过实际应用研究的他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像一棵大树一样，被连根拔起，然后将树干拿到新的地方重新种下，这是一个完全重新塑造的过程”，郭仁忠说，“最终能不能成活，连自己都不得而知。”

        但郭仁忠潜意识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机遇”，因为当时他所研究的空间信息新技术，还没有像样的应用成果出来，“如果这个时候能把它做成，对学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说，“这种赌博性的风险该冒还是要冒。” 

 

        带着这样的想法，以及从大局出发的立场，郭仁忠在最终征得学校同意后，选择了南下深圳，任深圳市规划国土信息中心主任，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

        主持完成“深圳市规划国土管理信息化工程” 

        1996年夏天，郭仁忠从武汉南下深圳。到深圳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带领团队进行土地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就已有部分发达国家上线了类似的土地信息化管理系统，因此，之前也请了许多国外著名专家过来协助解决，但中国的土地管理方式和西方差异很大，让外国专家也“无从下手”。郭仁忠介绍说，西方的土地管理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查询系统，能够完整地记录土地流转信息，比如这块地是谁的？卖给谁了？这些信息记录完整就可以了，但国内光有这个功能还不行，不仅要管这块土地是谁的，还要知道这个土地是怎么拿到手的等信息。“西方的土地信息系统是一个结果管理系统，我们国家的土地信息系统不仅要进行结果管理，还要进行过程管理，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郭仁忠说，“从技术角度讲，西方土地信息用的是GIS技术，我们除了GIS技术还有管理信息系统MIS技术，要把这两个不搭界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当时国际上没有成功先例。”

        在这种状态下，郭仁忠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团队经过近2年的摸索及改进，终于在1998年让系统再次投入使用。
这个过程，郭仁忠说，“当中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系统上线初期，原有数据和新系统无法直接对接，人们怨言很大，直说“这系统没法用”。那段日子，为了系统的顺利实施，郭仁忠每天蹲点在试点单位上班，“一个月没回过单位办公室”，现场解决所发生的问题。却难以得到使用部门的理解，人们当着他的面说，“我这里没法办公了，因为我们刚上线了一个系统，你找我也没用，你去找我们局长吧。”；也有人直接找到郭仁忠的领导，说，“这东西不能用，还是回到以前的运行方式吧。”

        那段日子，质疑的声音扑面而来，系统更新修复了3次，却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郭仁忠说，“那种痛苦，那简直就是把人逼得没有办法的感觉。”但他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顶住！”同时，他坚信“系统没问题，是数据的问题。” 

         终于，在经过了一个月的数据清理和规范化录入要求后，大家慢慢的适应了新系统，运行起来顺畅多了。

        但这仅局限于其中的试点单位，要将此系统在全局推广，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电脑使用的问题。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信息化办公并没有十分普及，很多机关单位的老同志不会使用电脑。因此，为了让系统真正得到使用，深圳市国土局首先做的工作，便是让所有人到信息中心参加电脑培训并严格考试，“不过关的要重考”。

        即便如此，人们对于这项新事物的抵触，还是表现得比较明显。当郭仁忠将新的电脑送到办公人员办公室的时候，他们甚至直接说，“我们这里不需要这个。”

        不过，郭仁忠是一个“不见南墙不回头”的人，不会轻言放弃的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不会选择放弃的，反而借用一些行政力量，推动执行进展。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基于GIS技术的大型分布式国土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深圳市国土局全面上线成功。“这其实在我们深圳市国土局内部也是一场革命，把公务员的素质全面提升，让他们适应信息化的要求，这种信息化同时也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郭仁忠说。

        该系统实现了GIS环境下千人以上的大规模联网协同办公，引领了我国土地管理从传统模式到数字模式的转变。

        郭仁忠介绍说，系统的成功运行，使文件审批时间平均缩短了9个工作日，而该局当时每年审批的20万余份文件涉及的投资或资产运作均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效率提升背后的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

       “系统成功后，在全国的反响非常大”，郭仁忠说，“全国很多同行都来参观。”2000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我国国土管理领域第一次拿国家奖。

        2001年，国土资源部在深圳召开第一次全国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会议，这是我国国土资源信息化的首次全国总动员。动员国土资源部各单位开展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但得到了一些单位的质疑，“这个系统技术难、管理难、还花钱”，他们说，“深圳是因为他们有钱，才做成了此事，我们没钱啊。”对此，郭仁忠说，“深圳系统实施所耗费的费用多一些，那是因为探索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造成的。”

 

        国土资源部为了让大家打消此疑虑，最终选定在经济能力相对薄弱的贵州继续试验，“如果贵州能顺利实施，全国其他地方应该不是问题了吧？”就这样，次年，郭仁忠又带领团队进驻贵州，协助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实施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示范工程。2004年，他主持完成了这项国家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提出开放式电子政务平台的技术思想，成功构建适应我国国土资源垂直管理体制的信息化技术方案，带动了我国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全面推进。
系统成功上线后，该项目在国土系统全国推广，并被列为国家信息化示范项目，供其他相关部委学习借鉴。
“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后来运行非常顺畅，它对我们国家各项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起了很好的技术支撑作用”，郭仁忠说。

        项目的成功实施，也让郭仁忠再次成为“耀眼明星”，2001年，在郭仁忠担任信息中心主任的第5个年头，他升任深圳国土局副局长，在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探索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 

        当选院士，成为深圳首个本土院士 

        2013年，因在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三维地籍、数字城市等方面的杰出贡献，郭仁忠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得知消息的郭仁忠第一时刻的感受是，“高兴，但心情很不平静”，因为这些年“很不容易”。

       郭仁忠说，要成就一个院士，需要长达二、三十年的专业积累，需要坚持不懈的毅力，还要有努力、机遇和团队的配合。“过程当中有很多辛苦和不容易，你得坚持下来”，郭仁忠说，“人家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总会有几次想跳楼的经历，实际上一个好的科学家，也总会经历几次非常痛苦、非常迷茫的时刻。”

       “院士不是选出来的，而是长期的培养、成长出来的”，郭仁忠说。而今，当真正成为院士之后，他对自己当初那个“赌博式的决定”表示认可，认为“那次的冒险，是走对了。” 

       “我当过大学老师，大学老师做研究和我们做研究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郭仁忠说，大学老师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和爱好来做研究，而我们是根据需要做研究，“我们是规定动作，他们是自选动作。相对讲，大学的研究更注重理论创新，我们更注重集成创新”

        两者的区别，直接导致了应用性的研究对实际需求很清楚，研究起来更有针对性，研究效率更高，且最终的研究成果能直接投入使用。“从发现问题、到研究问题，再到解决问题、得到成效，这个研究路径更短、更直接”，郭仁忠说。
郭仁忠以三维地籍技术研究为例说明问题，尽管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了国外十几年，但现在已经达到国际先进的前沿阵列，郭仁忠说，“因为国外大多是大学老师在研究，这就是应用型研究的好处。”

        然而，问题的矛盾点恰恰在于此，尽管学术性研究没有应用型研究来得直接，但全世界的高水平科学家，绝大多数从教育机构诞生。因为学校有更好的研究氛围、对应的研究人员有更多的研究时间；而行政线路的官员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行政事务中，所能用以科学研究的精力相对有限。 

        郭仁忠同样免除不了这样的质疑和声音，就在他当选院士之际，很多人说，“一个政府官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做研究？” 

        对此，郭仁忠指出，一方面，他是分管业务的副局长，他的职责就是用他的知识、专业，及新技术的技能，来解决我们土地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这个职能定位，督促了他不断的探索与思考。 

         对于外界质疑相当一部分院士都是各类＂官员＂，如校长、院长、所长、局长等，郭仁忠有他的认识。他认为，总体上讲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某某长＂，首先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业务尖子，技术骨干，很难想像一个业务不行的人能在学术和技术单位成为业务领导，也很难想像一个业务骨干在一个学术和技术单位不成为业务领导，一个高水平的教授至少要领导一个实验室，带领一个团队，多少都会承担部分的管理工作，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因果关系不应颠倒。“要想把一个应用科学研究深刻，最终走向应用，一定是一个团队在作业”，郭仁忠说。因此，“领头人不仅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组织团队、领导团队，系统攻关的能力。不能说他在整个科学研究的分工中，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做工作的时候，就认为他不是在做研究，大的研究，大的方向确定，需要专业领袖来做决定，然后需要很多人去实施，他虽然没有事必躬亲，但依然在把控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深度。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人才的成长和更替，这也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事情。” 

         地理信息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地理信息学科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也涌现出许多成果”，郭仁忠说，“但它仍然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郭仁忠说，过去的30多年里，虽然地理信息技术发展飞速，但主要局限于有线网络，停留于桌面应用，服务于组织机构，“服务于老百姓还不多”。他所说的“机遇”，源于4G网络的全面铺开，届时，WIFI无线网络通信速度将持平现有的有线网络通信速度，加上存储技术的发展，将使得数据量大，对网络要求高的地理信息技术进入移动计算领域，走向移动互联终端，从而真正的走近老百姓，为每一个老百姓服务，让人们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地理信息服务。“我相信地理信息服务范围将更广、更宽，空间会非常大，应用会非常丰富”，郭仁忠说，“届时，你会看到很多应用中都有地理信息、GIS技术的影子，4G技术成熟后，这些应用将呈现爆发性增长。我们将切实体会到什么叫＂数字化生存＂”。
        而今，在深圳生活了近20年的郭仁忠，已喜欢上这座城市和这项工作，“深圳最大的优点，就是这座城市无比的开放和包容，你到了这里以后，不会感觉自己是个外地人”，郭仁忠说，“这非常适合创新，适合人才成长。” 

        而相较于原来的大学教育工作，郭仁忠也表示，“我在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学校，但是现在我更喜欢技术应用部门”，他说，“因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和工作，更接近实际应用，也更实在。” 

        这和郭仁忠的性格相符。 务实、低调的郭仁忠，从小没有想过有什么“远大志向”，直到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个非常普通的人，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点而已。” 

        而今，面对新的人生高度，面对新的创新机遇，郭仁忠说，“我希望我还能多做点事。”